在现代中国图书馆史中，袁同礼被称为“一位有口皆碑、众望所归的最重要的领袖人物”。他是著名的图书馆学家，主持北平图书馆工作长达22年。他建立了图书馆的各种规章制度，引进服务观念，开展了流通、参考等业务，把图书馆办成为社会服务的机构，创办馆刊，倡导学术研究，使北平图书馆的各项工作有了较大的进展，成为一所新式的现代图书馆。可以说，袁同礼是我国现代图书馆视野的开拓者，是我国传统图书馆向西方图书馆转轨的带头人。
国立北平图书馆的筹建人
袁同礼，字守和，1895年生于河北徐水。他从小受过良好教育，勤奋好学，立下报国雄心大志。1913年，18岁的袁同礼考入北京大学预科英文部甲班，与傅斯年、沈雁冰等为同班同学。由于成绩优异，他曾作为英语辩论代表参加北大、清华等5所大学的英语辩论会，深得清华学校（1929年更名为清华大学）王文显教授的赏识。毕业后，经王文显介绍，袁同礼到清华学校图书馆工作，后担任图书馆主任（馆长）。
1920年，经蔡元培先生推荐，袁同礼赴美留学，先后入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与纽约州立图书馆专科学校学习，获美国纽约州立图书馆学校学士学位。1923年毕业后，袁同礼即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工作，数月后，即赴欧洲考察一年。在欧洲各国，他不仅参观了大量图书馆、博物馆，而且先后在伦敦大学、伦敦历史研究院、巴黎古典学校学习或参加研究工作。
1924年，袁同礼归国，任广东岭南大学图书馆馆长。1925年至1927年间，袁同礼担任北京大学目录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（馆长），是我国第一个受过专业图书馆学训练而进入行政管理的图书馆馆长。作为图书馆主任，袁同礼以建立和发展现代化的中国图书馆事业为己任。当时教育部长章士钊因学生运动而停发北京大学经费，但袁同礼却满怀豪情地说：“我们经济虽然贫乏，但精神却很旺盛，因为都抱着一股热忱，要为北大图书馆做出点事来。”1925年10月，溥仪被逐出宫，北京成立清室善后委员会，袁同礼被邀赴京参加该项工作，负责筹建故宫博物院图书馆。
1926年，袁同礼还受聘担任京师图书馆图书部主任，同年升任京师图书馆副馆长。由于当时的馆长梁启超、李四光只处理行政事务，且专心于自己的学问与研究，加之兼职太多，到馆时间很少，实际工作都由袁同礼负责。1929年，袁同礼出任京师图书馆馆长。同年6月，京师图书馆与北海图书馆合并，改名为国立北平图书馆。8月，教育部聘任蔡元培为馆长，同时向袁同礼发出聘书曰：“兹聘任先生为国立北平图书馆副馆长，即请惠允担任。”国立北平图书馆成立后，蔡元培虽为馆长，但也因兼职太多无暇顾及馆事，袁同礼以代理馆长名义实际主持一切。袁同礼代理馆长职务，且又是图书馆学专业出身，事业心极强，先后在馆工作20余年，成绩卓著，奠定了中国现代图书馆的基础，推动了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。
1931年6月，国立北平图书馆新馆在北平北海西侧落成。图书馆采用了欧美最新材料与结构，书库可容书55万册，阅览室可容200余人，是当时中国最大的现代化图书馆，也是世界上颇具民族特色的大馆之一。新馆的落成和投入使用，让袁同礼兴奋异常：“吾国今日图书馆事业已由火微光日即于黎明之境。然而发挥光大，尚复有待。吾人不悔，愿与全国同仁，互相提携，以期为国家树长治久安之基。”袁同礼对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前途充满信心，并胸怀强烈的责任感。他还道出了图书馆事业的重要性：“近代观国者于政治修明之外，尤须窥其民智之通塞；而民智之通塞，又与其图书馆事业之盛衰为表里。换言之，谓一国民智之表见，以及于政治修明，俱系于此，亦未为过也。”
袁同礼在主持北平图书馆工作期间，整理出版了大量善本丛书，编纂了馆藏甲、乙两库善本书目、普通书目目录、特种书目如舆图、唐人写经、国学与文学论索引、中西文馆刊及周年报告等等，对我国文化、教育、科技专家的学术研究起了重要作用。
袁同礼还把世界上科学的编目方法介绍到中国来编古籍。其一，他不按“四部”分类，而参照美国国会图书馆分类法及杜威分类法，按书名第一字笔画及作者姓名第一字笔画来分目，查考找书极为便利。其二，袁同礼将线装古书目录也同新书一样，制成卡片，装入卡片箱，便于查书，这在现代图书馆中不稀奇，而在当时则是很大的改革。其三，袁同礼改装所有的线装书套子，便于上架。中国古书，大小不一，册数不同，习惯平放，上架取书都不方便。袁同礼亲自设计布匣子，像洋装书一样，插架极为便利，书名写在匣脊上，找书十分方便。
为了推动图书馆事业的发展，袁同礼十分重视图书资料征集工作。早在1924年在欧洲考察期间，袁同礼就探访《永乐大典》散佚欧洲各国的情况，又托人查录英、法等国收藏敦煌资料的情况。二战结束后，他又致函外交部，要求向德国追回被掠去的图书文物。抗战期间，袁同礼曾三次赴美，在各文教机关、团体发表演说，宣传抗日，争取国际援助；同时征集书刊资料，筹措购书外汇。他委托曾在北图工作过的在美人员予以协助。当时交通、通讯中断，征集到的资料无法运回国内，他就多方设法，联系就地储存。抗战胜利后，这些资料均邮寄回北图。现在北图所藏的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平装本就是那时征集到的。当袁同礼获知美国国家档案局藏有大量中美关系史方面的档案后，便利用自己的关系积极活动，联系复制档案胶卷。通过努力，他募得捐款1200美元，复制了324个胶卷，内容包括1790年至1906年间美国各驻华机构的报告和1868—1906年间中国驻美公使致美国务卿的照会。这些档案至今仍存于国家图书馆，对研究中美关系史和世界史有很高的参考价值。
1935年，在欧洲访学的王重民（曾在袁同礼之后代理北平图书馆馆长）发现法国国家图书馆14种藏书中有关于太平天国的珍贵文献，又在普鲁士国立图书馆发现有关太平天国的文献。这些史料都是国内所没有的，袁同礼得知后十分高兴，电请王重民拍摄，后由北大和北图共同辑成《太平天国史料》，成为研究太平天国的重要历史文献。
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。北平沦陷后，袁同礼同十几名北图职员南下参加抗日。离馆前夕，他在一次全馆集会上，饱含热泪，语重心长地嘱咐、恳求全体同仁要体念时艰，安心工作，就地抗日，保护好国家的财产。由于袁同礼平日在工作人员中享有很高的威望，留守的员工大都坚守岗位，以保护北图为己任。在八年沦陷期间，北图的书刊均无损失，即使最为日本人所觊觎的善本珍藏也完整无缺。
抗战期间，袁同礼曾南下湖南，以国立北平图书馆的名义与长沙临时大学（由北大、清华、南开三所大学组成）合作，同时兼任临时大学图书馆馆长，开展图书馆服务工作。1938年3月，袁同礼随临时大学迁往昆明，设立北平图书馆昆明办事处。
作为一位爱国者，袁同礼发起成立了中日战事史料征辑会。在当时条件极其艰苦的情况下，征辑会不但派出专人采集昆明、重庆、上海、香港等地出版发行的有关报纸、杂志及小册子，还设法搜集沦陷区敌伪汉奸的报纸、公报、传单和欧美、日本、苏联、南美各地的出版物，如同情中国抗战的讲演稿、驻华记者的新闻稿、外侨的报告书、战争造成中国人员财产损失等方面的资料，还编辑了《卢沟桥事变以来中日战事大事日表》、《中日战事纪事长编》、《卢沟桥事变以来新出战事书籍提要》、《暴日侵华与国际舆论》（英文本）、《战事史料集刊》、《抗战书目提要》等书。
抗战期间，袁同礼还曾致函***，请求支持搜集抗日史料工作，得到***的热情支持。1939年3月16日，***派人访问袁同礼。同年4月10日，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驻陕办事处人员林祖涵托人把***所搜集的书籍50册转交北平图书馆。同年7月，该集团军重庆办事处又致函北平图书馆馆长：“兹有周副部长（按：***）交下书籍，大多是1938－1939年解放区出版的书刊文献，至是珍贵。”此后，北平图书馆昆明、重庆两办事处直接与延安解放社、延安新中华报出版社、延安新华书店、重庆新华日报社建立了经常性的联系。北平图书馆开始公开收藏中国共产党早期出版的书刊文献。
在袁同礼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下，有关中日战事的文献源源不断地汇集到在昆明的国立北平图书馆。据不完全统计，1945年前，仅藏于昆明馆的抗战史料即有中文书5180种约6000册，中文小册子400余件，中文杂志2350种，中文报纸169种，日文书520册，日文杂志120种，日文报纸8种，西文书1922册，西文杂志373种，西文报纸49种。另有《战事史料集刊》、《抗战书目提要》等书出版。1948年5月，这些史料在北平北海静心斋展出，大多已是国内唯一的珍品。
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，使我国图书馆损失惨重，为了复兴图书馆事业，袁同礼于1938年以中华图书馆协会理事长的名义，分别致函欧美各国图书馆协会，痛陈日军暴行，并广泛征集图书，得到美英各国图书馆界的援助，捐赠的图书陆续运往香港。为顺利接受赠书，袁同礼亲往香港，参加图书验收和运送事宜。抗战胜利后，袁同礼曾参加接收敌伪文物图书的工作。北平图书馆以收藏古籍出名，馆藏善本、珍本，无论数量还是学术价值，无馆可与之相比。抗战爆发后，袁同礼为了保存这批国宝，深谋远虑，与美国国会图书馆协商，将2700余种约3万册善本运往美国国会图书馆保存，并代制成缩微胶卷，以永久保存，便于使用。装运工作自1941年10月开始。为了这批书的安全，袁同礼亲自安排督运。这批善本摄制工作自1942年初开始，至1946年完成，共摄成胶卷1070卷。底片存美国国会图书馆，赠中国3套正片。多达百箱的精选善本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寄存了25个年头，1965年才转回台湾“中央图书馆”保管。
通过袁同礼的多方努力，国立北平图书馆藏书日臻丰富。至1949年已多达140余万册，其中包括中文普通书、善本书、敦煌写经、舆图、金石拓片、特藏书、中外文期刊、西文书、日文书、其他语种图籍等。对北图发展最有发言权的是读者。从1931年6月国立北平图书馆正式开馆至1948年，每年都接待读者数万人次乃至数十万人次。最多的一年是1936年，全年接待读者497，018人次，流通图书695，022册次。
1940年3月，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蔡元培病逝于香港。1942年，袁同礼由副馆长、代理馆长改任馆长。1944年底，袁同礼奉国民政府之命赴英美考察，并以中国代表团顾问名义参加了1945年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第一次会议。1945年5月，袁同礼获美国匹兹堡大学法学博士名誉学位，同年9月返回北平，继续以馆长身份主持国立北平图书馆的工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