雨来的快，去的也快，哗啦啦的雨没多久便变得稀疏了。
天上乌云依旧，没有散去的意思，看着像是在酝酿下一场雨。
陈世襄离开巷子，确定屁股后没吊着尾巴，才从蒲石路左转进迈尔西爱路，最后转入迈尔西爱路一条名为“幸福里”的弄堂。
幸福里23号，陈世襄站在门外，看了看自己留在顶上门缝里的记号。
记号还在，门没被打开过。
打量一番周围，确定没人，陈世襄掏出钥匙，打开门闪身而进。
这栋房屋是原身整租的，不常住，用来当做安全屋，离他租住的地方不远。
走进一楼卫生间，陈世襄摘掉眼镜，扯下嘴上的胡子，仔细清洗了嘴角的残留物，又脱下身上的衣服，从卫生间的柜子里取出接头前来这里换下的衣服。
米白色衬衫，棕色背带裤，高帮皮靴。
换好衣服，陈世襄在镜子里照了照，将长袖卷到手腕，整理一下略有浸湿的头发，从水龙头上接一些水撒在刚穿上的干衣服上，又把换下的衣服找来衣架晾在屋内。
做完这一切，陈世襄走到房东放杂物的房间，取出自己藏在杂物间地板下的东西。
一个棕色皮质斜挎包。
里面装着一本印着青天白日徽的证件和一本记者证，一本硬壳笔记本，一支黑金色派克钢笔，一台装在皮套里的徕卡相机和几个备用胶卷，一个望远镜，一把勃朗宁m1903和三个备用弹匣，一盒打开的哈德门和一个打火机，以及一块浪琴腕表。
这些都是个人物品，手枪和相机以及记者证是情报组给他配备的装备，印着青天白日徽的是他在特务处的证件。
将装着相机的皮套取出挂在脖子上，又拿出手表戴在左手手腕，陈世襄瞧了一眼上面的时间，时针指向七点，他再不做停留，麻利地关上房门转身走出屋子。
靠在入户门上听了听外面巷子里的动静，没人，陈世襄闪身而出，把门关上再次留下记号。
站在安静的巷子里，陈世襄揉了揉略显僵硬的脸庞，尝试着笑了笑，让表情变得自然，然后才闲庭信步地朝巷子外走去。
细小的雨点时不时地顽强地从天上掉下，精准地砸在陈世襄的肩头，似在谴责，似在惩戒。
陈世襄走到大街上，刚才的那阵雨好似不存在一般，先前安静的大街上行人又多了起来。
只有润湿的地面，潮热的地气，以及路面坑洼里积攒的雨水彰显着它曾经来过。
七点过了，天色昏黄，夜上海渐次苏醒，街道各个巷口处，停着或三或四的黄包车，穿着各色旗袍的女子从狭小却可以遮雨的巷口走出，站在微冷的大街上，挥舞着手帕，招呼黄包车过来。
他们她们中许多人都是舞女，这个点儿，上海各大舞厅的夜场都快开始了，她们走出温暖的小屋，开始生活而奔走。
街对面的租车行生意似乎也不错，三三两两的人不时进出，都是些衣着得体的人。
汽车不是谁都买得起的，即使是每月工资几百元的大学教授，买一辆车也得心疼好一阵。但租一辆车尝尝鲜，却是大多数人都愿意尝试的事。
别的不说，租一辆车去百乐门，舞女对你都会更热情些。
陈世襄站在巷口，左右瞧了瞧，吸一口带着泥土气息的湿润空气，抬手招来一辆距离他很近的黄包车。
“去台拉斯脱路斯文报社。”
迈尔西爱路在法租界北部，台拉斯托路则在法租界南部，陈世襄坐上黄包车一路南行。
下车付钱，在黄包车夫“走好”的声音中，陈世襄走到一栋挂着《斯文报社》牌子的建筑前，迈步走了进去。
建筑共有三楼，陈世襄径自走上顶层，楼梯口有人把守，见陈世襄走上来，那人笑着点了点头。
“组长在吗？”陈世襄掏出哈德门递了支烟。
“出去办事了，”那人点上烟吐出一个烟雾，“交‘日记’？交给周纤就行，组长不知什么时候回来呢。”
陈世襄点点头，朝着书记员周纤的办公室走去。
这里是特务处上海区法租界情报小组的组部，《斯文报社》只是明面上的幌子，用来掩饰情报小组的存在，陈世襄对外的身份是《斯文报社》的记者。
至于“日记”，则是陈世襄每天的工作内容记录。
陈世襄一个月前从湖南来上海投奔表哥沈玉先，沈玉先将其安排进法租界的情报小组，如今他还处于考察期，每天的工作就是监视那些思想危险分子，记录他们一天的生活——去了哪里，见了什么人，做了什么事，事无巨细。
这种工作在情报小组内部被戏称为记日记。
陈世襄找到书记员周纤，将白天记好的“日记”和照相机里的胶卷给她，胶卷存档，“日记”备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