偌大的客厅中，前来贺寿的盐商和盐官们丑态百出，连太监马安自己怀里也抱着一个美女，上下其手……
扬州最大的盐商之一，陕西盐商张家家主想到即将上缴巨额商税，他轻轻推开身边歌女，对马安拱手说道：
“干爹，商税已经正式开始收了，我们一年要损失数十万两白银，您能不能让征收商税官员手下留情，到时我们绝不会让您老人家吃亏……”
马安爱财，但他并不傻，神武皇帝为了征收商税斩杀数万士绅和富商，那时他严令盐商不得参加抗议骚乱，盐商才因此逃过一劫。
现在让他出头继续偷税，马安是绝对不会做的。
他已经吃的足够多了，一旦被神武皇帝发现，到此钱财两款不说，小命都难保。
马安闻言，顿时眼睛一瞪骂道：
“住口，你是要银子还是要命，难道忘记神武皇帝大开杀戒了吗？你们已经吃的太饱了，应该看清如今形势。
从今以后，你们所有人必须足额缴税，不然等待你们的肯定是神武皇帝的屠刀，甚至还会和你们算总账，到时所有人都难逃一劫。
咱家今日丑话说到前面，若有人贪心不足继续偷税，一旦被锦衣卫查到，你们就自生自灭，决不能连累咱家。
不然咱家将联合所有利益相关者，断其家族生路。甚至不排除灭其三族的可能，都记住了吗？”
马安一席话，顿时让盐商们开始瑟瑟发抖，他们有钱不错，可老太监权势滔天，想要灭他们盐商家族，完全没有难道。
让盐商老实缴税，其实不是老太监突然良心发现，而是他担心盐商偷税会连累到自己。
马安府上银子两辈子都花不完，老太监想安稳生活，他不想继续冒险了……
众人急忙起身上前施礼：
“大人放心，小人一定老实缴税，不会连累您老人家！”
马安阴冷目光再次扫过众人，缓缓说道：
“记住，都给咱家老实点，千万不要节外生枝，咱家累了，你们都回去吧！”
平日高高在上的盐商们见扬州守备太监不爽，他们一句话都不敢多说，纷纷躬身施礼准备离去。
盐商是有钱，但扬州镇守太监更厉害，可以说在扬州能呼风唤雨，连两淮盐运使和巡盐御史都敢得罪大太监……
徽商们都狠狠瞪两眼陕西盐商，特别是刚才乱说话的那位巨富，他们发誓一旦这货遇到什么困难，绝对会落井下石搞死此人。
此时盐商基本上以陕商和徽商为主，当然也有少数一些晋商。
本来晋商在扬州的势力也不小，至少比起步较晚的徽商厉害。
可是神武皇帝打掉八大晋商后，让晋商势力已经在扬州失去地位，反而被徽商取代……
那时朱慈烺还未控制南方，也知道两淮盐业水很深，并未让皇家集团介入食盐行业。
其实在明清两代，陕西可谓中国商业巨头，他们集中起来的财富远超八大皇商所在的晋商和徽商。
只是晋商和徽商与建奴政权走的比较近，所以后来很多人只知道晋商和徽商，而对陕商反而不太熟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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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朝中前期，陕西商帮崛起于泾渭之滨，兴盛于广陵故地，号称全国各大商帮中成名最早、资格最老者。
然而“其兴也勃，其亡也忽”。
明中叶以后，晋商和徽商大举涌至扬州经营盐业，至清朝初年，力压西商，形成垄断。
以至于后来一般人提及扬州盐商历史，大都“只知有徽，不知山陕”了，当年秦晋联手大战徽帮的往事，更几近湮没无闻。
明太祖朱元璋率义军推翻元朝后，败走漠北的蒙古残余势力，仍对中原虎视眈眈，伺机反扑，西北一带少数民族离心倾向也不断增长。
新兴的明帝国，不得不把三分之二的财政收入，花在西北边防建设上。
沿长城设九个边镇以拱卫关中，保护京师，其中固原、宁夏、延绥、甘肃四镇便在陕西境内。
后又设三边总督驻节固原，统率军队20余万，战马10余万匹。
负责东起延绥皇甫川、西至嘉峪关、西南至洮岷，绵延数千里的边防区。
但边地苦寒，人烟稀少，数量庞大的边防军，每年耗粮以万千石计，需布数十万匹。
如此多军需物资，自内地调运费时费力，民多怨言，政府财政也不堪重负。
明洪武三年，朱元璋采纳谋臣建议，实施“食盐开中”新政，将实施千年之久的政府食盐专卖制度网开一面。
允许民间商人向边关输送粮食，换取食盐经销的许可证，盐引。
大约30斤粮食可换一份盐引，而且是当时质量最好、最能赚钱的淮盐引。
朝廷国退民进，让利于民，淮盐价贵，商多趋之，边防军需难题一举解决。
而坐享地利的陕西商人，得益最多，自此冒起。
陕西八百里秦川，沃野千里，自古为中国粮食主产区。
如明永乐年间，陕西官仓存粮近1100万石，足够支付驻防官军俸粮三年。
万历年间，全国260个府中，按税粮多寡排名，西安府仅次于号称粮仓的松江府，位列第四。
如此看来，输粮换盐引的食盐开中法，等于是为陕西商人量身定做的倾斜政策。
一时间，关中产粮区的农民们，纷纷掀起了进城经商、卖粮贩盐的热潮。
相比之下，山西历来缺粮，山西商人要享受“食盐开中”政策，只有推着独轮车到山东买粮，再贩运边关，买粮换引大费周折。
而徽州远离边塞，山高路远，徽州商人更无力参与其中。
这也是明朝初年陕商比晋商、徽商起步较早的重要原因。
自此，留在西北边塞种粮食，已失去经济上的意义。
陕西商人和山西商人一起，纷纷来到运河沿岸的两淮食盐转运枢纽扬州，成为专业盐商。
据记载，当年会集扬州的陕西商人不下500人。
声显赫者有“三原之梁，泾阳之张、郭，西安之申，潼关之张，兼籍故土，实皆居扬”。
这标志着一个冲出潼关、走向全国的陕西商帮开始成型。
正是在扬州，他们与蓄势已久、雄心勃勃的徽州盐商狭路相逢了。
在明代，作为盐商的陕西商人，实力曾凌驾于山西商人之上，其老家是三原县、泾阳县、绥德州等地。
聚集扬州的陕西盐商，出于保护自身共同利益的需要，出资修建了陕西会馆。
后来为了对付徽商的竞争，又与山西盐商合资共建山陕会馆。
那时候，山陕商人实力仍然强横，徽商不时要从他们手中购买盐引。
山陕会馆，独自建在靠近运河的大东门东关老街。
而徽州及湖南、江西、岭南等商帮会馆，扎堆于新兴市场小东门一带，反映出商帮势力兴起先后的历史轨迹。
常住扬州的陕西商人不仅经营淮盐，还将业务扩展到典当、布匹、皮货、烟酒等行业。
但既占地利、又得人和的徽商异军突起，咄咄逼人，且因其“左儒右贾”的传统。
他们文化水平普遍较高，动辄喜欢发起诉讼，与山陕商人屡屡发生商业冲突。
明朝末年扬州有名的商籍之争，实际上正是山陕商人与徽商之间，在商场积怨的一次大爆发。
在盐商云集的淮安、扬州二府，山陕商人因是外省入户定居而获朝廷特批拥有“商籍”。
其子弟可入读淮扬二府的学校，每年还有7个不用回原籍参加科举考试的名额。
而徽商的家乡徽州与淮扬同属南直隶省，按规定，其子弟不得在当地上学。
明崇祯五年，经徽商联名上书，巡查两淮盐政的官员上书，请求凡盐商子弟均可就地入学，获得皇帝批准。
但这无形中损害了原有学籍的山陕商人的利益，引起大家鼓噪。
恰好时任扬州知府又是山西人，支持同乡的抗议，此政策遂缓行。
到了崇祯十六年（1643年），徽商旧事重提，“西人复大喧哗，争讼不已”，终于又不了了之。
直到建奴麻子年间，经徽商多方运作，建奴才特许在扬州商籍下增加7个名额，让徽商子弟就地参加科举考试。
“商籍之争”，历经明清两朝，前后达数十年之久，西商先胜后败，徽商终偿所愿。
其实也折射出在此期间，陕、晋、徽三大商帮在扬州实力对比的盛衰变化。
崇祯十七年3月，李自成率大顺军攻入北京，逼得安徽凤阳人崇祯皇帝朱由检上吊自杀。
但镇守辽东的明将吴三桂旋即引清兵入山海关，击败大顺军。
这次改朝换代的战争，给扬州带来了灭顶之灾。
第二年5月，多尔衮率军南下围扬州城，明将史可法坚守城池达半月之久，杀伤清军甚众。
城破后，史可法被俘就义，多尔衮为报复大开杀戒，造成“扬州十日”惨剧，民众死80万。
扬州城中西商、徽商及各地商人亦难幸免，有明一代两淮盐业兴盛带来的商业繁华，毁于一旦。
入清以后，建奴亦思恢复经济民生，以稳固统治，而盐税数额巨大，两淮盐业的复兴自然是重中之重。
为躲避战火退走的盐商陆续再聚扬州，扬州盐业达到又一高峰。
极盛之时，每年经扬州运销的盐达160多万引，仅盐课一项便占全国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。
当时食盐从海滨盐场经扬州转运到各省市场，价格可涨10倍以上。
据估算，乾隆三十七年，扬州盐商每年赚银1500万两以上，缴纳盐课600万两以上，占全国盐税六成左右。
这一年，中国的经济总量为全世界的32，而扬州盐商提供的盐税就占了全世界经济总量的8。
不过，此时的扬州盐业，已是徽商的天下。
曾经紧密合作的陕西商人与山西商人之间貌合神离，陕商在扬州迅速衰落，只剩下大约十几家盐商，不能称帮，难成气候。
从陕商自身情况看，迁居扬州成为专业盐商后，他们虽凭长期积累的财力一度压制后起的徽商。
可毕竟远离故土，西北内陆与比邻江南的淮扬，民风商俗差异太大，很难真正融入当地，而近水楼台的徽商却不存在这个障碍。
陕西盐商受挫于徽帮，无奈退出扬州盐业市场，却并未从此消沉。
同样饱受明末战乱蹂躏的四川，给了他们另起炉灶的机会。
明末张献忠大西军入川，与建奴激战三年，战火所及，生灵涂炭，川中人口大减。
清初大量陕西人南下垦荒，形式“秦人填四川”的移民潮。
头戴皮瓜帽，身披钱搭子的陕西商人，也相继入川创业。
陕商最初在四川创办钱庄、典当行和商号以积累资本，时人记述称“川省正经字号皆属陕帮”。
陕商以“借地入股”方式介入川中井盐生产，“川省井盐投资秦人占十之七八”。
一举成为左右自贡盐场的大型盐商资本集团，闻名后世的自贡盐业，可以说是陕商一手促成的。
此时的陕商不光经营盐业，足迹也不限于四川一地。
他们意识到银钱业是最赚钱的生意，把钱庄、当铺开遍了四川、甘肃大地。
且组织严密，办事认真，又实行低息经营策略，让利以吸引地方上众多公私客户。
加上这些省区民风俭朴，“十当九赎，不愿当死”，陕西钱商遂聚拢了巨额财富，一度掌握着四川及兰州、西宁等地的金融命脉。
如成都一地，就有陕西三原、泾阳两县人开的当铺48家。
清代兰州七家最大的钱庄中，有四家是西安、三原老字号在当地开的分店，后来钱庄衍化成金店，几乎清一色由陕西商人控制。
至于茶叶、布业、皮货、药材、水烟、木业等等，都是陕商涉足的大宗行业。
尤其是西南、西北市场，明清两代，几乎都是陕商或山陕商人的天下。
同样失意于扬州的山西商人，几乎就此完全退出了盐业。
由于山西接近京师，在满清统一全国过程中，山西商人又以财力资助，颇得新朝廷欢心。
顺治初年，清政府将山西旅居蒙古富商范永斗召为内务府皇商。
并他赐田产于张家口，委托其往来关内外，负责为皇家采购皮货等物资。
晋商得到朝廷额外恩宠，后来转营票号，涉足金融，上演了另一段商业传奇故事。
而立足长江三角洲的徽商，则独领江南经济风骚，势力之大，一时无人能及。
19世纪中叶，曾经势同水火、后来各据一方的陕商与徽商，几乎同时遭到兵灾浩劫，自此走向衰落。
长达十四年的太平天国战争，主要在长三角一带展开。
太平军与清军反复拉锯，战况惨烈，徽帮中人命且不保，何谈经商？
他们纷纷抛弃产业，撤回徽州老家躲避战乱，商业元气难免大伤。
同治六年，陕甘发生大规模回民起义，陕西商人最为集中的渭北各县如三原、泾阳等，遭受重创，各家富室大户，几乎彻底被扫荡。
随后，左宗棠等率百万清兵入陕征剿十余年，派粮征饷、捐资助剿，让陕商数百年积累的巨量财富，旦夕之间，消耗殆尽。
加上顾念乡土的在外陕商纷纷变卖产业，携资回来重建家园，各地陕商经营业务停顿。
辉煌数百年的一代雄商，竟然从此一蹶不振，以至于渐为世人所遗忘。